首湘缘

人物简介：

陈早春，湖南隆回人。中共党员。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。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、编辑部副主任及主任、副总编辑、社长、总编辑，编审。全国第八、九届政协委员。

著有长篇传记文学《冯雪峰》，论文集《绠短集》、《冯雪峰评传》(合作)等。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写作，散见于《中国语》、《当代》、《中华散文》、《散文》、《理论与创作》等报刊。2005年结集《蔓草缀珠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陈早春，著名学者、散文家、出版家、鲁迅研究专家、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。

采访结束时,陈早春送记者一本他的著作《蔓草缀珠》,收集有他这些年来的散文、随笔与杂文。读罢惊诧,我们的出版大家竟也是一位散文大家,他的散文引人入胜,流露着真情,读来非常亲切,既有醇酒的甜香,也有秋茶的苦涩,其味无穷。他行文流畅,清新洗炼,抒情性的议论切中肯綮,含意隽永,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实可谓文如其人。

关于文学创作,陈早春自谦地认为“无心插柳”,事实上“柳已成荫”。他的作品写得很出色,其实早已脍炙人口。有的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,有的曾被北京电台配乐播放。难怪作家冯骥才曾这样感叹:“要陈早春当社长,是浪费人才!”

因一篇好“导言”而被推荐读研

陈早春文思敏捷,倚马可待。由于多年来忙于行政杂务,写东西基本上是一锤定音,往往底稿就是定稿。平常工作时间忙里偷闲打打文章的腹稿,双休的时间权且把笔耕当作一种休息了。在采访时,记者找到了他的文学根基——

解放前,陈早春高小毕业就因家贫辍学过一段时间。除白天劳动外,晚上坚持在桐油灯下自学古文,如《幼学琼林》《左传》《古文观止》《秋水轩尺牍》等。他好掉文袋,哼哼唧唧,俨然一个秀才。在农民堆里,比起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来,陈早春算是个“高级”知识分子,谁家死了人,谁家后生结婚、姑娘出嫁、老人做寿、新屋上梁,少不了要请陈早春写幅对联,以示哀挽或庆贺。陈早春说,“本来这些是私塾先生的专利,但当时农民付不起报酬或欠不起人情,便转而求助于我;我对他们的要求,往往有求必应,免费供应。”陈早春坦言,为了应付这类事,开始是在《礼文汇》《尺牍类编》之类的乡党应酬书上照抄照搬,或东拼西凑。后来,在劳动之余,陈早春也读了不少古文,学了些对仗,记得些典故,渐渐地能切时、切事写些应酬之类的文字,并乐此不疲。

读中学时,陈早春曾用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老百姓口里的一些鲜活语言和成语、俚语。每天还用类似的语言写一篇日记,从不间断。于是,他的作文常常吃到老师朱笔点下的一串串“瓜子”,受到“传观”的殊荣。陈早春说,所有这些,对自己今后从事的文学工作大有裨益。

采访期间,陈早春向记者提供的一摞照片中,有一张初中毕业班的合影,它不像正规严肃的毕业照,倒像是一张全家福的合影,有站着的、坐着的,还有蹲着的或趴着的,似都在一位长者膝下承欢。陈早春介绍说:“中间那位穿白衣的就是我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张嘉兴。他讲课时,能引人入胜,也容易听懂。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。他教语文课,不像现在时兴讲语音、语法、修辞,他强调的是多读多练,多读范文,多练作文。他所改的作文卷,是很生动的教材,都要张贴在教室的后墙上,让大家去观摩。”

点着的烟有好一会儿忘了吸,留下一段长长的烟灰,而自己沉浸于悠悠的往事中,回忆蓦然凭添的是对今生的注脚,对听者而言,往事确有些遥远和陌生,经历者却仍可上溯那百转千回的来时路。

1956年,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。当时,理工成绩优异的陈早春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科学家。可是临到高考体检时,发现了赤绿色盲,与光沾边的自然科学都不能报考。于是,陈早春不得不临时改变了报考的志愿,学文学。

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初夏,陈早春患上了痢疾,久病不治,演变成了慢性痢疾。身体极度虚弱,听课也难以支撑,更不用说紧张的复习了。学校同意他休学一年,但离家200多里路,回家不方便,这时已办休学手续的陈早春没有回家,而是赖在学校里,成了一名编外的应届毕业生。闲来无事,毕业考试时他也试着考试,结果成绩居然不错,在全年级10个班500多名同学中排名第4。学校于是表示他可以毕业,不用休学了。为此,陈早春的学籍从编外又变成了编内,紧接着就高考。

这年9月,陈早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。陈早春说:“本来我还是理工的料,学文科,主要还是依靠张嘉兴老师在初中传授给我的那点资本。”

当时,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信仰危机,各种思潮泛滥,对翻烙饼式的政治运动,多有微词,学校动动荡荡,不得宁静。陈早春善于独立思考,不随大流,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啃马列经典著作,以期了解马列的真谛。

大学期间“反右”,有些同学被打成“右派”,陈早春大惑不解:“他们还是孩子,怎么能打成‘右派’?有问题可以做工作嘛!怎么能往死里打?”于是,他由于“包庇‘右派’”而被打成“中右”,于是组织上对他开“帮助会”(实为批评会)。可陈早春也是一个孩子,一个农民子弟的孩子,也无历史不清白,也无反党言论,于是那些人最后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,不了了之。陈早春回忆说:“当时开‘帮助会’越帮助我越来劲。”不过,他当时在班上的团支书职务被免了。

论成绩,陈早春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。1959年,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编教材,各人报名认写个别章节。陈早春认为这是瞎胡闹,没有报名。最后,剩下该书的“导言”即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”没人敢认领。系主任王老师找到陈早春说:“全班就你一人没报名,这不行,得算学分的,不能交白卷。现在只剩‘导言’没人写了,这是个大题目,我本人也胜任不了,还得找哲学系专攻马列主义美学的老师帮忙。要不,你也参加,成立三人小组,你先给我们准备一些资料……”

陈早春听了很不服气,怎屑于当资料员?便自己动手写起来。约一个星期,“导言”成稿。专攻美学的哲学教授看后大加赞赏,说一字不改就可用。其时,还没有一人交稿,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篇稿件不经过讨论修改就定稿的。陈早春之所以这样得心应手,当然归功于自己平日对马列经典著作的专心钻研。

没想到,由于写了那篇“导言”而受重视,他被推荐读武汉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。原来,是系主任王老师在毕业分配时对分配办表示的:“这个学生不错,一定要留下来。”有人说,当时没有设立博士学位,这对陈早春来说成了小小的生平憾事。

“鸭司令”的向阳湖岁月

1965年2月,陈早春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。起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小说编辑工作,当时陈早春的理想是:当编辑,出好书;做学问,出成果。没想到,随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使他的理想无法实现,被迫中断编辑工作。1969年,北京城里充满了备战的紧张气氛,文化部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,便来了个大“转移”、大“迁徙”、“全锅端”地搬到了鄂南咸宁向阳湖的“文化部五七干校”。不论男女老少,统统变成了“五七战士”。

“‘文革’大战中,火车总是没个准点,我们从北京广安门站上车到湖北咸宁站下车,走走停停,一日多点的路程足足走了7天7夜。到了咸宁站,未事休息,就忙着卸车、装车,用汽车运往目的地向阳湖。当时,我们连队还没有‘营房’,不得不分住在湖岸边的农民家里,每家安排几位‘战士’。我参与负责安排300多位‘战士’及其家属的床铺。我的房东大娘对我特别疼爱和怜惜,每次用餐时都在我的饭碗中‘埋伏’着一些好吃的菜。”陈早春回忆说,全连“战士”到达向阳湖安营扎寨之后,就忙着在荒坡地上盖房子。

陈早春说:“当时我麻木了,什么也不想,但有一条我相信,今后的社会决不是长久这样的,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。在干校,既来之则安之。当地的老乡对我们很客气,我们常与他们在一起,他们对我们很关心、很体贴、很尊重,不像有些人认为他们总是人为制造一些矛盾或纠纷什么的。当然,个别知识分子还是摆一些‘臭架子’,这还是有的。”

“五七战士”在干校的任务,一是阶级斗争,斗走资派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、“五一六”分子、“黑五类”等;一是战天斗地,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,具体任务是围湖造田。在这“革命生产两不误”的岁月里,陈早春先是与另一位可靠的工农干部被委派到外地外调3位“专政”对象,后从“战士”一跃而成了“鸭司令”,被安排放鸭子。

“一年365天,我天天得起早摸黑在湖地里、湖水中履行‘司令’的职责,让鸭子们吃好、玩好,好让它们早早下蛋,多多下蛋。本来鸭子是否下蛋,下多少蛋,军代表、连干部从未过问过这革命和生产等大事之外的小事,但我总觉得难友们一日三餐都在吃咸菜疙瘩,长期不沾油珠子,劳动强度又大,很需要我的鸭友们为大家提供点营养,作出一份贡献。于是我精心地调养这批200多只从鸭棚中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的处理品母鸭,很快就使它们一只只长得膘肥体壮,它们知恩图报,很快地就向我作了慷慨的奉献,下蛋率一般稳定在90%以上,保证了全连每个战士每天都能吃上摊鸭蛋或咸鸭蛋。”陈早春说,这是一般专业鸭师傅也难以达到的“高标准”。因此,曾有农民以每月300元的薪金聘请他去当鸭师傅,而他当时的月薪只有59元5角,“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,但我岂敢开小差脱离我们的队伍”!

由于“鸭司令”战功卓越,在全干校出了名,不少别的连队也前来取经问道,军代表和连干部曾封陈早春为“五好战士”、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。“虽然当时我并不把自己当成‘战士’,专心致志在念的是一本鸭经,红皮本语录不知搁到何处去吃灰尘去了。对这荣耀,我是受之有愧的。”

陈早春回忆说:“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干农活比较多,犁田、放鸭,还算轻车熟路。加之家庭出身好,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。在干校两年多时间,最难忘的日子,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……”那是1970年初秋,军代表和连干部考虑到陈早春“每日早出晚归,栉风沐雨,够辛苦的”,于是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“助手”、年近古稀的冯雪峰。当时做过胃切除手术的冯雪峰一到陈早春处报到时就说:“我老了,不行了,还可能给你添累赘。”陈早春尽管不忍让老领导作自己的助手,但四无人烟处放鸭也极愿意有个伴。其间,两人互帮互学,后生传授“养鸭经”,老者畅谈人生观,二人竟成“忘年交”。

1971年春,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,周恩来总理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,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。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,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,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。他曾参与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注释工作,是第4卷、第13卷的责任编辑,并负责第11、12、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。

鲁迅的著作博大精深,其所涉及的领域广而繁杂,使得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量大而难为。当年,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对,陈早春与同行们往往翻阅大量的资料,或多方询问,走访知情者,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,打造了《鲁迅全集》的高质量和权威性。陈早春学海泛舟数十年,花费精力最大的就是对鲁迅的研究。他说:“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窒息民族生机、淹没民族智慧光芒的社会历史根源,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,至今仍有它的重要教育意义。”

毕淑敏与出版家陈早春

甘为他人做嫁衣裳

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云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作家、翻译家与学者、出版家。1984年,陈早春被任命为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;1985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,1986年任总编辑,1987年任社长兼总编辑,一年一个台阶。自陈早春在人文社出任领导职务后,经他退的名家书稿很多,有人背后称他是“退稿专家”,以致个别作家向他写了绝交信。其实,陈早春认定,退稿正是为了爱护作家。

1986年,陈早春被选为总编辑,他力辞4次未果,以后又边“被赶着鸭子上架”边向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递辞呈也没有达到目的。他说自己“无特殊才能”,只不过“干一行爱一行,如果我不读书,现在说不定是个很好的农民,要我去修鞋,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修鞋匠,坐在这个位置上,我当然也要好好干”。于是,上了架就下不来了,被烟熏火燎烤了10多年,好不容易因年迈而出炉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圈内曾称作为“皇家出版社”,许多人都是读着人文社的书长大的。陈早春出任主要领导职务,当时的压力自然不轻,毕竟创业难守业更难。他说,作为老出版社,我们只能负重长跑,步子不能走得太快,不能忘记肩上承担着文化积累、文化创新的任务,我们出的书要经得起读者和时代的考验,我们能做的惟有抓好选题、提高编校质量,保住老品牌,再创新品牌。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,他坚持对社会负责,对历史负责,不打“擦边球”。他组织策划和主持了《世界文学名著文库》,有200多卷面世,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作为资深出版专家,陈早春谈及出版业时强调:“从长期从事出版的经验教训看,搞出版,必须有脊梁,脊梁就是一流的产品,没有它就没有实力,就难在竞争中取胜。从搜集到的各国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看,所选中国文学很少,有的也是一些摘译,甚至有的国家干脆没有,这太不公平了。”一个美国作家曾对陈早春说:“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太不关心,关汉卿比莎士比亚早几百年出现,中国有这么个大戏剧家,但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,应好好向世界宣传;《红楼梦》绝对是世界一流的,可以与任何民族文学精品媲美,翻译得好,会有国际影响。”听后,陈早春一惊,也认为很有道理。于是,在他主掌人民文学出版社时,一方面重视将外国的名著引进来,另一方面注重将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介绍出去,抓精品,构筑中国图书脊梁。

对于图书市场的“炒作”,陈早春有个人独到的看法:“炒作,作为一种促销手法,在国内外普遍存在,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把书介绍给读者,首先做到的是要诚信,不虚夸,把那些有价值的而读者又不甚了解的书推荐给读者,合理地引导读者,对读者负责。而我们国家目前书业界‘炒作’中却普遍存在华而不实的现象,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。因为在我们国家,绝大多数读者在进行图书消费时,并没有强烈的消费质量意识,对盗版书、平庸书并无清醒的戒心,版本、著译者、编辑整理者、装帧设计者等对图书质量影响极大的要素,并未进入大多数读者对图书取舍的标准里。更多的读者选择图书只是选择书名,这就给盗版书、平庸书的重复出版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土壤。”他对图书市场盗版成风深感忧虑:“盗版是一本万利的事情,他们既不上税也不付作者稿费,吸引不少冒险者。打击非法出版物是一项艰苦的任务,现在全社会对非法出版黄色淫秽书刊打击力量加大,而对好书的盗版打击力量还远远不够,这仅靠出版社是不够的,还要靠社会各界的支持,维护出版社、作者和国家的利益。”

陈早春系第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,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,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,被人誉为“生命中的作家”。退休后,他一直以此为荣。